三、会议中途转向
现在回头来说，第一阶段的会议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致第二阶段的会议要作如此大的改变？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时，胡耀邦的引言报告话声刚落，周扬就从邓小平家里匆匆赶来，传达邓小平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邓小平唯恐大家思想不解放，不敢讲话。这十个字的方针，就是要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大胆说话。那么，现在为什么变了呢？
据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里讲，他们，即他本人、胡乔木和邓小平，对这个会议非常不满。邓力群认为：“会开的时间越长，发言越多，离谱的东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说：“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
邓力群转述的胡乔木、邓小平的话是否准确，无从查考，但是，他们有这样的看法，我并不认为是他事后编造出来的。胡乔木本来就不赞成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他指责胡耀邦组织和推动这场讨论是“挑起争论”、“分裂中央”。这时候，他当然更不会放过攻击的机会。如果不是两位“左王”在邓小平面前摇唇鼓舌，颠倒黑白，如果不是邓小平本人有同样的看法，因而出手干预，好端端的理论务虚会，怎么会转向呢？如果邓小平没有这样的看法，他为什么要委托胡乔木，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例如于光远，为他起草会议讲话，他在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解放思想”的那个讲话，不就是在否定了胡乔木的稿子后请于光远起草的吗？而且又为什么不讲别的题目，而偏偏要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事情很清楚：第二阶段会议转向，决定性的原因，是邓小平对第一阶段会议的看法很坏。至于他究竟说过什么话，采取过哪些步骤，这只能等将来有关档案解密以后，才能真相大白。
一晃快三十年了。回顾邓小平这个报告，着实感慨良多。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共产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的确是这样。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踢开党委闹革命”，连党的领导都不要了，林彪“副统帅”照样高喊：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项基本原则”和“四个念念不忘”，说法不同，意思完全一样，就是要坚持共产党历来的法统和道统，也就是和封建专制主义一脉相承的的一党专政。作为一个几起几落而现在终于有机会攀登权力顶峰的老资格的政治家，邓小平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类，是迟早的事情。问题是，他早不提晚不提，恰恰在这个时间、这个场合提出来，矛头所向，毋庸置疑，是冲着这个理论工作务虚会来的。
为什么要重申“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说：“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又说：“对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的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
既然林彪、“四人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那么过去批判他们的时候，为什么不重申这些原则，而现在要重申这些原则呢？按照中共的逻辑，“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要革命的，右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左比右好。尽管左也要批判，但不涉及原则问题；只有右才是立场问题、原则问题，才是最为严重的。林彪、“四人帮”是“从左面”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因此，邓小平并不认为有申明这些原则的必要。而理论工作务虚会，尤其是那些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提出比较尖锐的批评意见的人，在邓小平看来，正是“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因而必须申明这些原则，不能有丝毫含糊。胡乔木的话是最好的注脚：理论工作务虚会的那些人，“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申明“四项基本原则”，正是和这“五个否定”针锋相对。按照胡乔木的指责，本来应该说“五项基本原则”才是。大概是因为说“坚持毛泽东”文理不通，所以没有这样说，而把“毛泽东”改为“毛泽东思想”，合并到第四项基本原则中去：“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这也就把“坚持毛泽东”的意思包括进去了。至于说社会上“极少数人”如何如何，那当然不能说不是问题，但这样的人什么时候都有，他们能掀起什么“思潮”？事情再清楚不过，“四项基本原则”的矛头所向，就是这个理论工作务虚会。
会上确实有人发表了比较尖锐的意见。但是，胡乔木所说的“五个否定”，完全是污蔑，是给这个会议抹黑。老实说，即使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那些人，包括我在内，当时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把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批评，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理论、错误指示、错误决策的批评，对中共建国以来党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批评，一句话，把对毛泽东及其极左路线的批评，说成“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在逻辑上，和“凡是派”把提出“实践标准”污蔑为“砍旗”、“丢刀子”、“非毛化”，如出一辙。邓小平所说的“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凡是派”所说的“砍旗”、“丢刀子”、“非毛化”，两种罪名，一般无二。提出“实践标准”，无非是要否定“语录标准”，否定毛泽东那些错误理论、错误指示、错误决策，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等扫清障碍，哪里有半点“砍旗”、“丢刀子”、“非毛化”的影子？理论工作务虚会对毛泽东及其极左路线的批评，完全是在“实践标准”精神下进行的，目的是为了端正党的指导思想，更加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避免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哪里有什么“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意思？相隔不到一年时间，邓小平竟把“凡是派”加给“实践派”的罪名，变换一下说法，加到毛泽东及其极左路线的批评者头上，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有无良政客才做得出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和“凡是派”的分歧，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确实很严重、很尖锐。但在思想深处，在世界观上，在政治倾向上，他们之间，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凡是派”不许说毛泽东半个“不”字，邓小平扮演的是“打龙袍”的角色，骨子里都是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不使有任何闪失，以便表示自己是真正的“高举”，是毛泽东的忠实继承人。区别只在于维护的形式和方法不同，这是因为他们当下所处的态势和利益不同。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凡是派”的矛盾和斗争，不过是上层权力集团争夺毛泽东遗产的斗争；斗争的胜负，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也是他们那些人。一旦新的权力格局稳定下来，他们之间是可以妥协的。大大小小的“凡是”们，后来纷纷投奔邓小平麾下，而邓小平也都接纳他们，并委以重任，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这场斗争，真正说来，不是“实践派”战胜了“凡是派”，而是“四个坚持”取代了“两个凡是”。
当然，把“两个凡是”批倒了，老百姓也多少沾了点光，许多人的积年旧案得到平反、昭雪；知识分子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低了几十年的头，总算可以抬起一点。还有，政治气氛也不那么阴沉恐怖，国人有了一点“免于恐惧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批判“两个凡是”，不失为一场全民族的斗争。正因为如此，我作为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一个与会者，尽管和许多与会者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无端地挨了批判，并且给日后的经历埋下了祸根，我却至今不悔，并无所谓被利用、被愚弄的委屈。不但不悔，反而感到莫大的荣幸：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亲眼目睹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亲自参与了一场政治斗争，使我看到了在“思想路线斗争”旗号下进行的权力斗争的丑陋真相，看到了一点中国政治的诡异。这大大有助于我对中共及其历史的理解。从那时候起，我再不把这路线斗争、那路线斗争，太当一回事了；这些东西不过是权力斗争的旗号、口实和遮羞布。我的这种认识，从我发在香港《开放》杂志2006年第5期上的一篇文章《活着怕篡权，死后怕鞭尸--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见一斑。政治斗争，说到底，是权力斗争，其它都是扯淡。
正因为邓小平的报告不符合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实际，给敢于解放思想、发表意见的人，戴了完全不合尺寸的帽子，报告没有得到与会者的尊敬和拥护。许多人，其中包括笔者在内，以个人的名义，专门出了简报，明确表示不同意见：反左才几天，又要反右，这将给思想理论战线造成混乱，不利于“拨乱反正”、彻底清理极左思潮。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些意见都不幸言中。
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标志着思想上政治上的重大转折：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多时间的解冻期结束了，冰河期又回来了。从此以后，再没有反左一说，反右又成了毛泽东当年钦定的一以贯之的方针。1992年1~2月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看似很重视反左，实际只是指经济领域，与思想政治领域完全不搭界。相反，从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直到2007年的十七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的文字，一次不落地写进党的纲领。这就是坚定不移的反右的方针，也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思。所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所谓“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直到1989年春夏之交血洗天安门民主运动，都是这个方针的产物。正因为把毛泽东最基本、最核心的治国理念，改头换面地重新肯定下来，三十年来，尽管经济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政治改革犹如“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到后来，连说都不说了。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进程。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法，是胡乔木帮邓小平概括出来的。邓小平把它作为“解放思想”的底线，作为现存政治制度的护法神。胡乔木则把它当做打击异己的棍子，他用这条“四节棍”，不知打了多少人。他以一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标榜，大家也都以为他是这样的人。实际上，满不是那么回事。据鲍彤先生披露，1989年初，也就是被认为“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胡乔木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这个话，他跟赵紫阳说过，跟鲍彤说过。可见，他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有人因此而认为，胡乔木这个人品质恶劣，口是心非，两面三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认为，除此而外，也应该看到，他能如此直言不讳，说明他虽然身在朝廷，素以忠诚而加官进爵，却还保有些许知识分子的真诚，我倒反而对他产生了几分敬意。今天，需要直言不讳的事情多得很，多几个像他这样的人，岂不甚好？当然，他用“四根棍子”打人的恶行，并不能因此而一笔勾销。否则，正义和邪恶就没有界限了。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过程大致如此。从反对“两个凡是”开始，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束，从反左开场，到反右收场。这很有点像1959年的庐山会议，虽然会议级别不同，斗争的内容不同，会议发展的轨迹却是一样的。从中可以参透一个玄机，即在中共党内，特别是在毛、邓时代，做什么事情，反左还是反右，并无多少客观根据，一切都取决于权力斗争的需要：他们认为反左有利于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就反左；他们认为反右有利于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就反右。他们一句话，大家就得来一个180度大转身，不管这个转身是华丽的，还是丑陋的，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毛、邓以后，情况不同了，最高当局再没有当年那种随心所欲、说变就变的权威，因而只能以不变应万变：争权夺利，一左到底，永远反右。1997年邓死以后，有谁见过他们反过左吗？
四、会议内容
这次会议，是由“凡是派”反对“实践是经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的。开会就是要和他们面对面的较量。说是较量，实际是一边倒的揭发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是非曲直，已有定论。“凡是”们哪里还有战斗力？只有挨批的份，最多作些狡辩和抵赖。
出席会议的，总共一百六十六人，分为五个组，每组三十三人或三十四人。为了便于揭发批判，每个组都分配有一两个“凡是派”人物。第一组熊复，第二组吴冷西，第三组张平化和王殊，第四组李鑫，第五组胡绳和方克。胡绳和方克在会上挨批不多。胡绳还是会议领导小组成员。他犯“凡是”的错误，情况和其它人有所不同。他是觉得提出“实践标准”，连毛主席也要用实践去检验，感情上接受不了。吴冷西、李鑫、熊复三人，是直接受汪东兴指挥的，权力意识强烈，气焰嚣张，摆开架势对着干，所以会上挨批最多，最激烈。
我在第一组，召集人胡绩伟、张光年、黎澍三人。老一辈的有吕正操将军，一个很幽默的秃顶老头，和我邻座。他正式发言不多，私下议论不少。有一次闲谈，说起太监，他问我，看过《宦官传》没有？我说没有啊。他说，不要以为只有阉了的才是宦官，不阉的也可以是宦官。我知道他在影射谁，他也看出我听懂了他的意思，于是露出了狡黠而会心的微笑。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是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他对“文艺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观点很不以为然。这个观点好像是他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概括出来的。我因为于此道不通，难于和他对话，但他毫不介意，仍然兴致勃勃，照谈不误。胡耀邦也编在我们第一组，但他没有来组里开过会，他是整个会议的主持人。
会议的内容丰富多彩，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些在当时是相当敏感的。我这里只能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批判“两个凡是”。第一个内容，当然是批判“两个凡是”，从理论分歧追到政治背景。大家认为，华国锋搞“两个凡是”，最直接的目的，是阻扰邓小平复出。邓小平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也不能出来工作。”这句话强化了人们这种看法。但是，据原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等人回忆，事情好像并非如此。华并没有反对邓复出的意思。汪东兴是反对邓复出的，说邓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比华主席差远了。李先念也是反对的。叶帅和他们不同。叶帅说，毛主席弥留之际对他有托付。他检讨说，自己有封建思想，辅佐和保护华国锋，“英明领袖”就是他提出来的；另一方面，他又真诚地希望邓小平能出来工作，叶帅是矛盾的。不管怎么说，当时的中国，对华国锋们最具威胁的人，就是党内外呼声极高的邓小平。这一点，他们不会不知道。1975年邓复出的时候，那种雷厉风行，大刀阔斧搞整顿的气势，他们亲眼目睹，记忆犹新。华国锋究竟为什么要提出“两个凡是”，人们原来的分析是否切中要害，现在看来还需要重新研究。
为了彻底击败“凡是派”，各组一上来就向“凡是”们猛烈开火。会议开幕第二天，胡绩伟在我们组宣读了他和华楠、杨西光、曾涛、于光远、王惠德六人长达两万余言的联合发言，以充分的事实，揭露了“凡是”们抵制和反对“实践标准”讨论的种种行径，阐述了反对“两个凡是”斗争的意义。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出手以后，各组都据以向会上的“凡是”们发难。我们组里《红旗》杂志的牛欣芳，揭发了熊复秉承汪东兴的旨意，破坏“实践标准”讨论、攻击他人的大量材料。一天之内，便掀起了揭发批判“两个凡是”的高潮。接下来就天天盯着“凡是”们，要他们检讨、交代，弄得他们狼狈不堪。那时候，在这种场合，文化大革命的遗风犹存，批判起来，言辞非常激烈，时不时地还要打打态度：“你这是什么态度，这样下去怎么过得了关？”这种场面现在是难得一见了。特别是熊复，他在《红旗》杂志，编发了很多与“实践标准”精神相左的文章，大家对他盯得很紧。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彭德怀的问题，熊复还要顶风发一篇《一个篡党夺权的大阴谋》，痛批彭德怀。用当时流行的话说，他“民愤极大”。李鑫那个组，更厉害，等于三堂会审，一句一句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追。他是一个很会装腔作势、自我辩解的人，每到关键地方，就说记不清了，让我想想。他是康生的秘书，追着追着就转到康生身上了。于是，又开始揭发批判康生。康生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家伙，会上了解情况的人，揭发了他大量材料。
在这个过程中，汪东兴很自然地被牵扯出来。汪东兴主管理论宣传新闻出版工青妇等工作，大权在握，控制舆论工具很严，三天两头召开理论宣传部门负责人会议，训话，打板子。《人民日报》不听他招呼，新华社也不听他招呼，他主要是抓《红旗》。《红旗》成了“两个凡是”的前沿阵地。熊复之所以那样有恃无恐，咄咄逼人，后台就是汪东兴，很多话都直接从汪东兴那儿趸来的。
1978年6月15日，也就是“实践标准”文章公开发表一个月零四天，汪东兴有一篇讲话。这篇讲话，可以说是“两个凡是”的杰作。他说，“实践标准”这篇文章，党性不强，要接受教训，下不为例，文章被“帝修反”利用了，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接着他就把设置好的一系列禁区开列出来：有人要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翻案，毛主席定了嘛，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嘛；还有人要翻“五一六”的案，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案也翻了，最坏的是矛头对准毛主席。汪东兴连“梁效”（“四人帮”的大批判组，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这样的“四人帮”的恶名昭著的舆论工具，也不许批：批“梁效”？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嘛，你们也要批啊？
不许批“四人帮”的舆论工具，当然也不许批“四人帮”的理论。早在1977年5月，王贵秀和我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批判“全面专政”的文章，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法西斯专政》。汪东兴看到以后，说了一句非常托底、非常蛮横的话：“‘四人帮’有什么鸟理论，他们是批毛主席！”“四人帮”的确没有什么“鸟理论”。当时人们算在“四人帮”账上的那些极左理论，实际上都是毛泽东本人的。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只是立场不同。人们把这些“鸟理论”安在“四人帮”头上，是为了便于批判。汪东兴把这些“鸟理论”回归毛泽东，是为了阻止批判。不久，我们又连续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哲学研究》发了三篇批判“全面专政”的文章。不许批判并非“四人帮”的“鸟理论”的禁区，很快被打破。
汪东兴对《人民日报》非常痛恨，想方设法要找它的茬。1978年6月，《人民日报》报道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的讲话，标题上用了“精辟地阐明”的字样。他责问说：邓的讲话是“精辟”阐明了毛泽东思想，这当然不错。华主席、叶副主席也阐明了，为什么不写“精辟”啊？为了“扬华抑邓”，汪东兴简直和牛二一般，混不讲理。汪东兴的蛮横行径，激起了与会者极大的愤慨。会议开到后来，就提出要他到会上来说清楚。所谓“说清楚”，其实就是交代问题。这件事当然没有做成，人家还是中央副主席嘛。但从中可以看出，与会者确实斗志昂扬，气势非凡！
（二）批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同时涉及到关于华国锋的新的个人崇拜。人们从个人崇拜的表现、危害、理论和历史根源，直到个人崇拜的历史观基础，一路扫荡过去。什么语录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几百年出一个”，“顶峰”，“最最最”，“三个里程碑”，“四个伟大”，所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垃圾，统统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真是痛快淋漓。
会上还揭发批判了“凡是”们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表现。吴冷西荒谬到连毛泽东写错的字也要“凡是”一番，不许改正。例如，毛泽东有一篇文章里，把“屡教不改”误写成“屡教不戒”，照发以后，新华社作了改正，并在《人民日报》头版登了更正声明，毛本人也知道这件事。可是编毛选“五卷”的时候，他们又把它改回去了，吴冷西强词夺理，说“屡教不戒”也讲得通啊。又如“干净彻底”一词，毛有一处笔误，把“净”字写成了“尽”字，他们也不许改。有人批判他们说，你们这才是“砍旗”，帮倒忙呢。“凡是”到如此程度，近乎丧失了常人的理智。
说到这里，我想起有人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有一次，斯大林讲一个电影，讲到“爱情”时，把这个词的词尾弄错了。报道时有人要改，有人不许改。这时有献媚者出来解释：爱情，有无产阶级爱情、资产阶级爱情，斯大林同志讲的是无产阶级爱情，所以这个词用得也不一样。事情报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大骂他们胡说八道，弄错了就是弄错了，还什么无产阶级爱情资产阶级爱情，真是荒谬绝伦！看来，这类事情，凡是有个人崇拜的地方，在在都有，并非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只是没有听说毛泽东因为这种事情而斥责过吴冷西他们。如此看来，对于个人崇拜，毛泽东比斯大林感到更受用，更舒坦，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成了一种极其残酷的杀人利器，只要被指对毛泽东有所不敬，那就罪不容恕，不知道多少人死在这个罪名之下。个人崇拜是独裁制度的意识形态，是独裁者进行统治的工具。因此，凡是有独裁制度的地方，就有个人崇拜。同时，个人崇拜也是传统的臣民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搞一点个人崇拜，不足以表达对皇上、主席、大总统、委员长等等的敬意，好像对不住人似的。独裁制度不灭，臣民社会不变，个人崇拜不会绝种。一时间可能不那么明显，时间一长，定将故态复萌。
我在会上有个发言，题目是《从< 东方红>到< 交城山>》“。《交城山》是山西的一首民歌，后来改了词，变成专门歌颂华国锋的歌。《东方红》最初是陕北一个老农李有源的口头创作，作为农民的一种感情表达，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几十年来官方把它作为标准的颂歌，作为一种程式，每逢大会必唱。我把《东方红》跟《国际歌》做了对比，《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东方红》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完全是两种思想体系。毛泽东自己说过，《国际歌》是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如此，他就应该拒绝”大救星“、”万岁“之类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但是，他却非常欣赏。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批得比较透彻的，是王若水、李洪林他们。邓力群之所以攻击王若水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若水尖锐地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从道德上谴责了他。
会上对关于华国锋的新的个人崇拜也有涉及，但不很尖锐。上面说到，第一阶段会议休会时，我要搞一个《华主席在湖南》的材料，就是想对这个新的个人崇拜做一点批判，可惜未能如愿。
（三）批判毛泽东晚年极左的思想、理论、指示和决策，诸如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全面专政理论，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等等。所有这些被认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体现了”第三个里程碑“的宝贝，全都受到批判。
在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问题时，苏绍智、冯兰瑞两位先生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极好的见解。后来遭到胡乔木批判，掀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有机会时再作专门介绍。
我和王贵秀会前做了一些准备，给会议提供了一份正式材料，叫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提出和演化过程》。会上又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从理论上对它作了批判。全面专政问题，我们此前已经发过四篇文章，在会上只提交了一个关于”全面专政“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是1977年6月做的，请人民日报社排印后分别报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出来工作以后，给他补送了一份。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人认为”继续革命“的提法本身没有错，可以保留，只要对它的内容重新作出解释就行了。孙冶方先生、廖盖隆先生，还有其他一些人，一开始都持这种看法。后来在我们举办的专题沙龙上，经过讨论，终于达成共识。一致认为，所谓”继续革命“理论，从内容到提法，必须彻底否定。关于”全面专政“问题，也有认为这个提法可以保留的，但很快也取得了一致意见：这是一个为法西斯专政张目的理论，必须彻底否定。
会上对毛泽东思想是否包含错误的问题，有不同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正确的是”毛泽东思想“，错误的是”毛泽东的思想“，或”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后来《历史问题决议》基本上采纳了这种意见。许多人不赞成这种意见，认为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一分为二的，里面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王若水对毛泽东思想做了比较深入的一分为二的分析，包括对毛泽东晚年的那些错误理论，联系到他原来的思想，做了批判。邓力群说，王若水要连根拔掉毛泽东思想，他这完全是污蔑。说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有什么不对？难道毛泽东思想是绝对真理，不能作两方面的分析？事到如今，孰是孰非，已经非常清楚。奇怪的是，邓力群在他的《十二个春秋》里，还在攻击王若水，说他根本否定毛泽东思想，此人真是毫无道理。
（四）对中共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提出质疑。认为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统统是毛泽东左倾路线的产物，造成的冤假错案，都应该彻底平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被批得很凶。我在《文化大革命应设一个专题议一议》的建议中，提出从五个方面研究它：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的结果部分，讲了十一个”大破坏“：对共产党的大破坏，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大破坏，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大破坏，对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对人民解放军和国防建设的大破坏，对科学技术的大破坏，对社会公德的大破坏，对民族团结的大破坏，对我国国际威望的大破坏，对马克思主义的大破坏，直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破坏。我讲十一个大破坏，就是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会上不仅讲了中共建国以后的政治运动，还讲到建国以前的政治运动，例如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我想，这大概是使上峰大为震怒的又一个原因吧。延安是共产党的麦加，岂容说三道四！
（五）为”十七年“（1949~1966）正名。”四人帮“认为十七年许多领域都是”黑线专政“，这是他们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最重要的论据。为了驳斥”四人帮“的污蔑，就要为十七年正名。结果发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举出许多事实证明，十七年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统治，并无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既然如此，为什么十七年里发生了那么多错误的政治运动，害死了那么多人？因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其实就是极左路线。正名的结果，不但没有给毛泽东增加什么光彩，反而更加难看了。
例如，教育战线上，毛泽东有”两个估计“：建国以来的教育战线，领导权基本上不在我们手里；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包括我们自己培养的在内。会上一核对事实，不对了，教育战线一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管着，根本谈不上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说，和刘少奇的所谓”黑线“没有任何瓜葛。可是，这”两个估计“，不仅给刘少奇横加了一个罪名，还把教育战线广大教职员工，整得死去活来。毛泽东的错误估计，变成了刘少奇的罪孽。粉碎”四人帮“以后，要推翻”两个估计“，这可成了天大的难事。这是毛主席说的呀！后来，孙长江先生（当时在迟群专案组工作）在迟群的笔记本里翻出两句话来。毛泽东说，”迟群这个孩子我喜欢“，这是第一句；”对知识分子不要太苛刻“，这是第二句。孙长江说，第一句，有利于”四人帮“，有损于毛主席，不好拿出来。”对知识分子不要太苛刻“，正可以用来解决”两个估计“的问题。汪东兴说，有主席的话啊？那可以了。我们在会上调侃说，要是迟群本子上没有这两句话，或者孙长江没有找出这两句话，”两个估计“还要不要推翻？其实，这两句话，也不是迟群亲耳听毛泽东说的，是听谢静宜转述的，可靠不可靠还未可知呢。这是”两个凡是“盛行、”实践标准“提出之前的事情，实在可笑之至。可笑归可笑，对教育战线十七年的极左的、全盘否定的估计，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这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其实按照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标准，这不应该说是”极左“的估计，而应该说是”极右“的估计：把”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十七年的教育战线全否定了，还不是极右啊？
文艺上的”两个批示“，也是这样。”两个批示“给刘少奇安了两条罪名，一条叫”黑线专政“，一条叫”黑线“，其实是一个意思。在平反过程中，张平化说，”黑线专政“不存在了，”黑线“还有啊。核查的结果，既没有”黑线专政“，也没有”黑线“。会上林默涵先生讲了”两个批示“的来历。”两个批示“是说，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员不搞社会主义，却热衷于搞资本主义。这是一个批示。第二个批示说，文联各协会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缘，如不改进，就将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据林默涵说，”两个批示“是江青搞出了黑报告，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批的。林默涵就这样把”两个批示“否定了。否定了，当然很好。可是，认真一想，这里面有问题：是江青让毛泽东批的，这是事实，但是，不还是毛泽东本人的看法吗，怎么能因为是江青让批的，就不算是毛泽东的批示呢？可见，当时许多人还是以一种敬畏的心理对待毛泽东，尽量希望他少一点错误，把他的错误推到别人身上，推到江青、康生、林彪身上。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林默涵是充满感情的，认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文艺界还是不错的。
为十七年正名的结果，”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极左路线。这个结果，没有给毛泽东增添什么光彩。同时，这也等于从历史的角度给了”凡是派“一击，增加了他们搞”凡是“的难度：你”凡是“什么？”文革“前十七年毛泽东就有那么多错误！不过，那时候，并不是所有与会者对这两点都有很自觉的意识。这是因为对毛泽东的认识，还没有完全摆脱几十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的束缚。
（六）关于对外政策和防修反修。当时谁也没有说”防修反修“提法不对，只是提出一连串问题：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帝国主义？苏联怎么是社会帝国主义？赫鲁晓夫怎么是修正主义？等等。然后讲，社会主义是各种各样的。会上以肯定和同情的态度讲到南斯拉夫，说他们最先思想解放，突破禁区，摸索了一条自治社会主义道路，难能可贵。还对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作了肯定的评价：赫鲁晓夫认为，苏联过去是用行政管理经济，今后要尊重经济规律；过去关心生产单位和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不够，今后要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搞经济核算；赫鲁晓夫是在苏联经济、文化都出了很大问题的情况下出来的，他做的事情并不都是错误的，而我们却愣做文章，说人家是修正主义，等等。在当时，这些观点是相当具有震撼力的。邓小平直到最后也没有这样的认识，尽管他所做的，赫鲁晓夫如果地下有知，会自叹不如。
(七)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什么一言堂，接班人，领袖是单数还是复数，废除终身制，党政分开，选举，法治等等，都提出来了。严家其讲了废除终身制问题，李洪林讲了个人崇拜在制度上的危害，北师大的齐振海讲了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的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他们三位的讲话都有相当深度。齐振海说，因为没有民主，才使广大党员、人民三十年来遭受多次大的政治迫害；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都是因为制度不民主造成的，一个人决策，怎么能不犯错误？他还说，中国的”选举“被搞得声名狼藉，一定要给真正的选举恢复名誉。不搞选举，哪来民主？讲得非常尖锐。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联系，会上还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人道主义等等普世价值作了肯定的评价。
这次务虚会的内容，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批判了”两个凡是“，为反对”凡是派“的斗争提供了理论支持；批判了中共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毛泽东极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在这些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发动的政治运动；从制度上反思了党和国家一再遭受灾难的根源，主张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这些内容，现在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三十年前情况是大不一样的，提出这些问题带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敏锐，更需要有一点道义上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