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知道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恐怕不多。五十岁以上的人，即使当年有所耳闻，现在大多也淡忘了。
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有不少已经谢世，比如，王惠德先生、廖盖隆先生。王惠德曾经和于光远一起，担任过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我们称“双中锋”，廖盖隆是副所长。和我同组（第二组）的黎澍、范若愚、孟凡、温济泽等几位先生，也已经相继作古。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议当事人将越来越少。抢救这个会议的材料，已经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再不抢救，很多事情就湮灭了。经验告诉我们：好事湮灭了会失去榜样；坏事湮灭了会重蹈覆辙。
一、会议印象
这个会议是在京西宾馆开的，我住宾馆九层，和王贵秀教授同屋。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至今已是半个多世纪的老朋友。
1979年春节前夕，理论界一百六十多人，包括长期在中共党内做思想理论工作的老人，在京的理论、新闻、宣传、出版、教育、文学、艺术、经济、国防、外交等各界人士，以及各省、市、自治区来的联络员，济济一堂，在胡耀邦主持下，就中共建国三十年来理论宣传战线（那时人们习惯用“战线”这个词）的基本经验，以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开展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与会者心气很高，会议气氛热烈而轻松。
议程安排不是很紧，有点“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味道。看了不少电影，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苏联电影《这里黎明静悄悄》、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帕》等，外面还没有放映，会上放映了。伙食也可以，六毛，八毛，一块五，自选标准，自掏腰包。那时物价便宜，八毛的伙食就相当不错了。
会议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令人鼓舞的气氛中进行的。凡是和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关的事情，凡是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时都这样称呼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指示、决策有关的事情，只要你想到而又想说的，都可以说。至于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全凭各人自己把握，没有人给你划框框、定调调。而且，说什么简报上登什么，无需审查，也不作删改。
会议主要以组为单位进行。全体大会只开过四次：1月18日开幕式，胡耀邦作“引言”报告；3月28日第二阶段会议开始，胡耀邦讲会议议程；3月30日总结大会，邓小平讲话；4月3日全体会议，胡耀邦作“结束”讲话。
会上服务很周到。各组开会，都有专人记录。那时没有录音设备，全靠人记。会议一结束，记录稿就送到手上，记录质量很高。《人民日报》的一些记者、编辑，像李泽兰大姐，都是工作人员。中宣部的许多干部，也在会上服务。上午的发言，拿去《人民日报》排印，晚上就送回来。下午的发言，第二天开会就能见到。各组交流主要靠简报。此外，晚上休息的时候，还可以举办专题沙龙。贴一张告示(当时好像没有“海报”一说)，感兴趣的人就来参加，没有组别界限。我和王贵秀就举办过一次，请大家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研讨，发言非常热烈。
与会者都是中共党员，都是在党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从未见过、更没有参加过这样自由的会议。一些人不免心里打鼓。但是，年轻一点的，像严家其、王贵秀、郭罗基、牛欣芳我们这些人，既无政治经验，又无心底城府，根本没有考虑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只觉得从未有过的痛快，说话口无遮拦。当时我们都四十岁刚出头，严家其还不到四十岁。现在回想起来，真可谓不知天高地厚，结果，我们都为此而付出了代价。
一个月的会议，出了两百六十多份简报，数百万言文字，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在中共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理论工作会议可与之媲美。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思想解放的盛会，以前没有过，此后近30年也没有，今后大概也不会再有。除非出现完全不同的政治局面，那另当别论。这是在一个特殊年代召开的特殊会议。上面有需要，下面有话说，是一次难得的台上台下的大合唱。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盛会，近三十年来，除了当事人，几乎无人提起。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台上的指挥认为台下的人越唱越“离谱”，必须叫停。会议一结束，连简报都收走了，可谓“一网打尽”！
二、缘起和过程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分不开。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又和“两个凡是”分不开。
（一）会议缘起。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把华国锋主席早些时候讲过的“两个凡是”的意思，提炼加工，以非常工整的语言，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的提出，无异于宣布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一切都按毛泽东原来的章程办理。这实际上等于推行一条没有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毛泽东极左路线。“两个凡是”严重地阻碍了揭批“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进程。人民群众不满，老干部尤为不满。在听了邓力群、王震告知，“两个凡是”出台目的是要阻止他出来工作后，4月10日，邓小平在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的信中提出，要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其潜台词是不能以孤零零的这决策、那指示为准。胡耀邦是一个实打实的人，为策动思想解放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他在中央党校创办内部刊物，组织人马写文章，重编教学大纲，紧锣密鼓，准备打破“思想枷锁”和“组织枷锁”，包括与“两个凡是”开战。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胡耀邦亲自敲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文章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不料12日晚上，时任“毛著办”副主任的吴冷西，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口气极为严厉，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很坏很坏，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扣了三顶大帽子。“砍旗”，是指砍毛泽东思想这面旗；“丢刀子”，是毛泽东批赫鲁晓夫的用语，说他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吴冷西用这个话，意思是把毛泽东这把刀子丢了；“非毛化”，是说这篇文章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吴冷西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的时候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等，是完全错误的。他说，照文章作者的看法，“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该反对“四人帮”，反对修正主义，而应该反对教条主义。他还指责，文章说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要反对只有“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
在吴冷西看来，这篇文章简直犯了弥天大罪。应该说，他的嗅觉很敏锐。这篇文章本来就是要冲破毛泽东的禁区，否定他那些极左的的指示和决策，否则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但是，说这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则完全是政治陷害。不过吴冷西这一顿大棒倒也是起了大作用，在国人面前把上面的矛盾挑明了。没有他这一下子，“实践标准”这篇文章未必会有那么大的影响，讨论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声势。吴冷西无意中扮演了这场大讨论的反面推手的角色。
按理说，斗争的形势是明摆着的。特别是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以后，实际上胜负已成定局。邓小平的讲话一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讲“实事求是”。他居高临下、语气坚定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认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联系，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并且反复引证毛泽东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论述。他严厉批评了反对这个原则，否定实践标准的错误，就差没有点名地批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但是，“凡是”们并不甘心。他们手中还有相当权力，特别是因抓捕“四人帮”有功而一下子坐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宝座的汪东兴，还掌握着舆论宣传大权。华国锋虽是“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和第一担纲人，但他并没有阻止“实践标准”讨论，这是他的明智之处。但他也没有表示要收回“两个凡是”，这就给了台前那些“凡是”们以广阔的想象空间。
1978年9月，《红旗》杂志上任不久的副总编辑方克主动请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方克是想借此参与“实践标准”讨论，摆脫《红旗》杂志几个月来的被动局面。但是，总编辑熊复秉承汪东兴“按兵不动”、“不准介入”的旨意，不赞成文章发表。后此文经反复修改，到了第三稿，题目改为《重温< 实践论>》，成了一篇论战文章，名为“重温”《实践论》，实际是反对“实践标准”论。文章把吴冷西电话中的全套武器都搬了上去，大批不可知论、怀疑论、“海外奇谈”。所谓“海外奇谈”，就是指香港那边有人说，大陆现在非毛化了。《重温< 实践论>》以此为靶子，旁敲侧击，指桑骂槐：海外帝修反，说我们非毛化，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
《红旗》杂志的文章送到中央。叶剑英副主席认为，既然有不同意见，建议中央开个理论务虚会，让大家把意见充分摆出来，经过讨论统一思想，解决问题。《红旗》杂志这篇文章，起了大作用。没有这篇文章，不会有叶剑英的建议；没有叶剑英的建议，未必会有理论工作务虚会。叶帅提出这个建议，是受了同年7月到9月李先念在财经战线召开的务虚会的启发。那个会上，与会者为经济建设出谋划策，统一了思想，开得比较成功。所以叶帅就想，理论界不妨也开这样一个会。12月31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央政治局同意叶帅的建议，决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22日结束，理论工作务虚会1979年1月18日开幕，前后相隔不到一个月。可见，中央对这个会的期待是很殷切的。
（二）会议过程。中共中央决定，会议分两个阶段开。第一阶段，以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召开，会议名称为“理论工作务虚会”，邀请中央和在京的理论宣传单位的人参加，各省派联络员。会期一个月。1979年1月18日开幕，至26日，然后过春节，休息五天。2月1日接着开，开到2月12日左右。休息几天，进入第二阶段，改以中央的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的有关人员参加，规模扩大到四五百人，改名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再开十天左右。以上安排是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宣布的计划，实际上会议进程与此有很大出入。
最主要的变化有三点。第一点，原来计划，第二阶段扩大进来的各省市的人，和第一阶段的人一起开会，后来改主意了。地方的人，军队的人，第一阶段的人，各开各的。第一阶段的人，搬到友谊宾馆，把原来住的京西宾馆腾给地方和军队。第二点，第一阶段休会时布置搞几个材料，准备在第二阶段的大会上作报告用，以扩大第一阶段会议成果的影响。我自告奋勇报了一个题目：《华主席在湖南》。华国锋上台以后，不管是什么事情，工会工作也好，青年工作也好，妇女工作也好，兴修水利也好，湖南方面都以“华主席在湖南”为题，大吹特吹，令人作呕。我准备这个材料，就是想在第二阶段的大会上，揭露湖南方面对华国锋搞的这种新的个人崇拜。但是，第二阶段一个大会也没有开，准备的材料都没有用上。第三点，原计划第二阶段开十天，实际只开了七天。3月28开始，新来的人到会三天，还没有进入角色，30日就听邓小平报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听就知道，风向变化了，根本无法和第一阶段的会议接轨。4月3日，会议便草草收场。因此，严格说来，所谓理论务虚会，就是第一阶段那二十来天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阶段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不过走一下过场，除了邓小平报告外，别无其它实质内容，原定华和叶的讲话也都取消了。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确定参会人员的方式也不一样。第一阶段即“理论工作务虚会”，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代表”身份，不受单位指派，也不代表单位，而是作为个人，直接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名邀请。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反映了上面对这个会议的意图，倾向性非常明显。北京大学（我当时在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除冯定先生外，应邀参加会议的，有郭罗基、王贵秀和我三人。中宣部理论局局长洪禹给北大打电话，说要请你们那里四位同志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北大说，冯定同志在上海养病，其他三位可以。开会了，北大党委发现我们在会上的发言完全不合他们的口味，于是打电话到会上说，他们要换人。这边回答说，你们换什么人啊，又不是你们委派的代表，怎么换人？把他们顶了回去。第二阶段参会人员名单，就不是这样确定了，仍然按老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指定，所以他们称“代表”：北京代表，上海代表，山东代表，等等。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组织路线服从政治路线”的意思了。
我被邀请与会，可能和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多时间里我的情况有关。早在1971年初从中国人民大学江西干校回来，我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有所觉悟。9月13日林彪乘三叉戟出逃，摔死温都尔汗，十几天后，我得知这个消息。正好一位从马里援外回来的老朋友、铁岭农学院的姜绍卿先生来看我。谈起这件事，我说了两句话：“文化大革命破产了，毛泽东破产了。”从此我扔下自己的业务专业欧洲哲学史，转而研究文化大革命，研究毛泽东。及至毛泽东逝世，我有用无用的稿子，写了一抽屉。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和王贵秀合作，发了一些文章，其中包括批判“全面专政”的四篇文章，一时颇有些影响。我猜想，我被邀请到会，是于光远先生推荐的，王贵秀可能也是，那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在光远家里讨论问题。
中途出现变故，作为会议主持人，胡耀邦非常无奈。这可以从2月28日，也就是第一阶段会议结束后十二天，他在新闻工作会上谈到这个阶段的会议时讲的一段话中看出来：“总的说来，理论工作务虚会还是开得好的。有许多同志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提出了很好的观点，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既然有那么多人发言，总难免有一些意见、观点，不那么完满，至少还可以讨论嘛！所以不要把理论务虚会上大家的发言当做是中央的意见，当做定论。”其实没有人“把大家的发言当做中央的意见，当做定论”。虚设这个情况，显然是迫于某种压力，故意要缩小会议的影响。接着，他解释第二阶段会议不能如期召开的原因：“我们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究竟怎么开好？3月5日肯定开不成了，一是中央负责同志很忙，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汇报。二是我们自己也没有准备好，如我们的发言、总结和中央同志的讲话，都还没有搞好。我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要争取在3月份开，但稍许推迟一点，问题也不大。”胡耀邦是一个热情洋溢、心直口快的人。这一段话吞吞吐吐，明显地他有难言之隐。他左右为难，又要为第一阶段的会议辩护，不使大家泄气，又不能直截了当地反驳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和批评。这与他在第一阶段开幕会上作引言报告时那种开朗、乐观、自信的气派，形成鲜明对照。作引言报告时，他是这样说的：“要从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从各种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下面解放出来，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到了4月3日的“结束语”，就显得灰头土脸了：“我们的会今天算结束了。我本来没有什么讲的了。因为邓副主席都讲过了，大家要我讲，给我出了个难题。我讲一点点，算是结束语吧。”接着，他自问自答说：“我们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我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让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来检验，过一段时间回头来看看，让历史来检验。”又说：“当然同志们回去之后，还会碰到这样那样的议论。我觉得应该允许议论，允许不同看法，这对我们没有什么坏处。”胡耀邦知道与会者对邓小平讲话的看法，也知道党内外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议论。他是同情、支持和肯定这个会的，但他不能和邓小平唱不同的调子。因此，请他讲话，他就觉得给他“出了个难题”。无奈之下，只好避开会议评价问题。所谓“让历史来检验”，显然是一句语带双关的话，一方面表明他对这个会议是有信心的，他相信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等于含蓄地回敬了别人对这个会议的种种非议；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当下的无奈--没有人会在可以敞开说话的时候不说话，可以明确表态的时候不表态，而要把发言权交给历史的。听到这里，我预感到这个会议不会有好结果。果然，会议一结束，第一个动作，就是通知与会者悉数上交会议简报，并要求大家以党性保证，一份不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