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两种评价
对于理论工作务虚会，与会者多数非常肯定，认为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社会上的反映也是积极的居多。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一出来，会上有些人变了，要求收回自己的发言，这些人都是“老运动员”，很会看风使舵。有没有否定意见呢？有，主要是第二阶段扩大进来的地方上的个别代表。他们从邓的总结讲话里闻到的气味，就是否定这个会。讲话里虽然也有一句“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这不过是一句廉价的应景的话，整篇讲话大批“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一看就知道是否定这个会的。北京团的一个代表在讨论邓的讲话时发表了一篇高论，全面否定理论工作务虚会，还把参会的人比做康生、陈伯达。他一共讲了六条意见。
第一条，说北京现在出现了二十多种民办刊物，西单还有贴大字报的，包括一些香港的刊物，“有很多内部情况和材料，不知道从哪里搞出去的。”他的意思是，这个会的人违反党的纪律，向外面透露了不该透露的材料。
第二条，说当前最根本的是要恢复党的理论工作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过去康生、陈伯达等怀着政治野心，一有气候就夸夸其谈，调门唱得很高，把一些理论问题搞得很混乱。现在仍然要注意，是不是有的人又想搞投机呀？他这是影射会上的人夸夸其谈，想搞投机，和康生、陈伯达一样。
第三条，要认真解决向前看的问题，现在明显地有人在向后看。这是指会上揭了很多历史问题，他认为这是向后看。
第四条，办好事，不容易；否定一切很容易，什么都可以否定嘛。这是说，这个会否定一切。
第五条，说报纸上发表的东西，特别是一些重大问题，中央没文件，报纸上随便登，这怎么行呢？
第六条，说大寨是农业发展的方向，主席有批示的，现在又说它不行了。
前面四条，话中有话，含沙射影。最后两条，终于按捺不住，显出了业余“凡是”的真相。第二天，此公便遭到吉林代表团的严厉批评。他们说，我们认为应该充分地肯定前一阶段理论务虚会的成绩，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一段理论务虚会是前一段理论务虚会的继续，而不是对它的否定。前一段务虚会符合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啊？符合。前一阶段务虚会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啊？向前看。前一阶段务虚会同社会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一部分群众闹事，和务虚会有关系没有啊？没有关系。那是当局没有搞好，和理论务虚会有什么关系？吉林代表团回敬了那位代表的一切攻击，讲得非常有道理。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一个分水岭。据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里透露，理论工作务虚会后，邓小平说，“以前，在反对‘四人帮’、批判‘两个凡’是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的，而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到后来，理论界、思想界有些人则和我们分道扬镳了。”邓力群透露的这个信息，我认为是可信的。这从胡乔木、邓力群同于光远的关系的变化上，可以得到印证。1975年邓小平复出，组建国务院政研室，他们三人一起共事，关系密切。粉碎“四人帮”以后最初两年多时间，关系仍然不错，经常应邀一起去看邓小平。但是，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彼此之间明显疏远了。有一次，我和齐翔延大姐跟光远出去办事，在车上说起有人认为光远有书生气，他愤愤地说，“书生气有什么不好，总比政客好嘛！”我知道他说的政客，指的就是邓力群。另外，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找光远办事也不像以前那样多了。这些都说明，彼此裂痕很深。
邓小平为什么要同这些人“分道扬镳”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会上这些人不仅在政治上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在行为方式上也违背了他的旨意。作为政治家，他要以“大局”为重。所谓“大局”，在当时，最重要的，就是把毛泽东这份遗产处理好，要把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这样，既可以和“凡是”们斗，又可以号令天下。为了和“凡是”们斗，邓小平需要鼓励人们“解放思想”，突破一些禁区，对毛泽东有所批评，以便使他从神坛上走下来。为了号令天下，他又不能对毛泽东否定太多，必须划定一个界限，否则，这个半神半人的偶像就用不上了。他必须拿捏好这个分寸，该往左边打时往左边打，该往右边打时往右边打，而且左右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对毛泽东并非没有看法，他多次说过，等他们这一代人过了，要对毛泽东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但是，现在还不行，现在必须在他划定的界限内行事，不许越雷池一步。他之所以要和一些人“分道扬镳”，不仅因为这些人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对历次政治运动，批评得太多太狠了，而且，因为不听他招呼，没有按照他划定的界限行事，这进一步加重了他对这个会议的恼怒。具体分析起来，有如下三点：
第一，会议打乱了中央的工作部署。三中全会尽管提到了很多事，说毛泽东有缺点，文化大革命在实际进程中也有问题，彭德怀等要平反，天安门事件要平反，还提到康生有错误。但是这些问题都不能操之过急，要在适当的时候处理。这是他们的部署，理论工作务虚会把它打乱了。其实管你什么适当的时候，现在就很适当，一下子把所有问题都提出来了。这样做客观上为平反冤假错案，为给毛泽东做结论，等等，起了促进作用。尽管如此，这个会议还是被认为错误的！
第二，会议冲破了当局的纪律约束。当局没有讲的事情，是绝对不许讲的，这次会议也提出来了，比如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老实讲，三中全会哪有什么政治体制改革？最多有那么一点影子。所以，如果连这条纪律约束也突破了，他们的权威何在？今后还怎么掌控党内外的人和事？
第三，会议撕裂了当局的话语体系，肯定了很多历来被当作错误的、甚至反动的东西：例如人道主义、人性、人权，等等。排斥和否定这些普世价值，是他们的独断论的意识形态的根本特点。会上谈论这些东西，邓小平岂能容忍？
明白了这些，就知道这个会被封杀，完全在情理之中。如此大逆不道，不封杀你，更待何时？
七、会议意义
邓小平用四项基本原则，对理论工作务虚会作了完全负面的评价，但是，这个会议的意义是无法抹煞的。
第一，会议的内容，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为全国解放思想树立了一个榜样，加速了处理历史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同时，会议大大降低了华国锋们的威信，提高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威信，为随后中央做出人事变动作了舆论准备。不过，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人事变动是否要做得那么绝，对华国锋的指控是否都符合事实，也还可以研究。
第二，影响了此后三十年思想理论界的政治生态。思想理论界在这之前，是比较一致的。四项基本原则一出来，不同的倾向，立即表现为不同的走向。“凡是”们已经不行了，转而紧跟当局，又成了主流派。原来“凡是”毛泽东，现在“凡是”邓小平。另外一些人呢，就是我们这些继续坚持理论工作务虚会精神的人，被钦定为“自由化”的代表，不仅被边缘化，有的还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党内除名、被开除党籍。其他一些人，包括于光远、胡绩伟等在内，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发言权也大大缩水了。这说明，在一个独裁体制下，搞“凡是”是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新的政治势力崛起，才能打破原来的“凡是”。而当新的政治势力站稳脚跟，立即就会搞自己的“凡是”。
第三，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一些世界观和价值论方面的问题，成了此后30年重大的争论问题。比如说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权问题，后来都有很激烈的讨论和争论。
第四，会上提出的很多问题至今都没有解决。比如说，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一党专政问题，接班人问题，普选制问题，党政分开问题，宪政民主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可见，这个会在思想上、政治上，是比较超前的。这些问题，现在多半还是禁区，只能在体制外、海外和网络上讨论。
八、会议局限性
今天来看，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人，限于当时的形势和水平，存在许多局限性。至少有这样一些表现：
第一，指导思想仍然是传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谈所有问题，批判“两个凡是”也好，批判毛泽东也好，都以传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当时的水平就是这样。王贵秀和我批判“全面专政”的时候，用的都是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这样的批判，当然只能局限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之内，不可能有深层次的突破。
第二，许多人对毛泽东还怀有一种敬畏心理。一边在批判他，一边又自觉不自觉地为他开脱，希望他的错误小一点，问题少一点。动不动就说，这是“四人帮”干的，那是康生干的，或是林彪干的。这就大大地影响了对毛泽东批判的力度。
第三，没有提出为刘少奇平反的问题。尽管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持否定的态度，却没有提出为刘少奇平反，这是很奇怪的，我到现在也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其实这个问题西单民主墙早已提出来了。
第四，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还是“反帝反修”这个套路。而且，由于闭关锁国多年，严重缺乏国际眼光，对世界了解很少。除少数人外，我们谈问题，很少联系国际背景，更没有做国际国内比较研究。
九、最后几句话
明年，是理论工作务虚会30周年，也是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30周年。不要指望对理论工作务虚会解禁，也不要指望对四项基本原则有什么新的说法。眼睛不必向上看。历史的传承历来有两种渠道：官方的和民间的。只要民间的香火不断，被官方抹杀的历史，总有一天，会登堂入室，进入正史的殿堂。相反，被官方强行钦定的历史，总有一天，会遭到唾弃，而被从正史的殿堂里驱赶出去。胡乔木那句话，“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对中共当局来说，犹如出门听到乌鸦叫，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本文成稿于2008年8月4日，是在丁东、邢小群同年6月28日采访记录稿基础上改写而成的，这里谨向他们二位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