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从他的青春里走来。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说：“一个人对过去和现在了解得越少，他对未来的判断就越不可靠”。一个人的“过去”，总会以直接或变形的形式，被带到“现在”和“未来”，像幽灵一样伴随着他的一生。
最无法走出的“过去”，莫过于一个人形成自我认同、大声对世界说话的青少年时期，即“青春期”这一段了。
当下的中国，和个体一样，也没有走出“过去”，而且，正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序列，以及政治符号、体制选择上徘徊、迷茫、焦虑。维持“现在”的秩序显然是压倒一切的，但是，通向不同于“现在”的“未来”之门，仍然没有关闭——也无法关闭。
正如“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反之亦然”所暗示的，一部中国政治社会进程、文化变迁的叙事，其实就是现在能够影响到中国走向的所有人的青春叙事的合力。因为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青春叙事各不相同。不同年龄、阶层群体在政治、社会、文化结构上打下的烙印，也会不一样。
而中国的走向，某种程度上，就隐藏在不同年代的人的青春的冲撞、交集中。
符号
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所谓的“青年”，不过是生理上、心智上的一个群体，最典型的，就是苏格拉底在雅典大街上对“青年”的模糊界定：年轻，有求知欲，精力充沛。
但现代性的“进步”观念，以及“革命”所召唤的反叛、理想主义、个性，终于让“青年”，还有后来的“青春”在不断变幻的历史中出场了。“青春”变成了一种可以改造政治、社会、文化结构的强大驱力。
而在中国，青年被视为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的主体，则是以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为开端。和西方一样，青年、青春的符号，在“五四”运动，以及中共的革命实践中，被推向一个神圣的地位。青春代表着未被污染的东西，代表着和已经衰朽的“老年中国”的决裂。它意味着天然的反叛、热血和理想主义，以及一个光明的未来。换一批“新人”，似乎就可以换一个世界。
青春期所表现出的一切，是一个已经“社会化”、且具有力量的人最本真的东西，它确实是可以改造世界的普遍热情的来源。在一个对政治、文化进行宏大叙事的时代，把青春捧上神坛是很自然的。
不过，这种关于青春的宏大叙事，没有对如下问题作出回答：当一个人的青春，处于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时，会对他的一生形成什么样的精神定向，这些精神定向又会驱使他在青春期过后，对既定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干些什么呢？
让我们回到一个人在青春期，当他的自我碰到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时的境遇。
没有谁是从黑暗和虚无中冒出来。精神分析往往把一个人在成年时的心理问题，挖到他的童年，寻找到问题的最初所在。但这只是个体的心理问题的历史。
但在青春期就不同了。一个人到了这个时期，已经“长大”，开始以“社会人”的方式来对抽象的世界，以及具体的政治、社会、文化状况发言。他最大的一个驱力，就是在把自己的存在投入到世界面前时，要确立，甚至玩出独特的自我。但他也只有借助无数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消费的符号来武装自己才可能做到。
不同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对人的心理结构的影响，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社会心理机制。这些符号变成了他心理上的事件，而且深入骨髓。而已经过了青春期的人，因为其自我早已定型，对于这些符号，在心理上实际上是隔膜的——这些事件，更多地只发生在他们的利益和情绪层面，一掠而过。
既定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形塑了一个人的青春，而反过来，他的青春也会对面前，以及未来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产生冲击。当他带着需要得到凸显、肯定的自我出现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面前时，多少会感受到压抑，对“主流”的东西不会像中年人、老年人那样有太多的认同。
于是，出现了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其青春期经历过某种政治、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会本能地怀念、固守它，因为现在不同于过去的一切，等于颠覆了他的历史；但他其实也不能忍受过去的一切伴随一生。
如果对这种矛盾澄清一下，就是：一个人，一群人，会固着在他青春期时的人际环境、精神导向、价值观念上，但对于对他来说属于压抑之物的制度性的、结构性的东西，则不会留恋，除非是因为利益的强大理由。
看到这一点，实在是太重要了。
隐喻
放眼开去，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各种具有忧伤性、迷茫性、控诉性的青春叙事，而且都有政治和文化隐喻。
作为弥漫的社会心态，它们几乎囊括了各个阶层和年龄群体。这些青春叙事，以回忆录，以电影，以书籍，以电视剧，以媒体话题，以政治行为艺术的方式出现，在沉闷的“中国现实”中，在表达和想表达着什么。
在心理上，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变老的时候，涌起的一个反应，就是对年轻感到眷恋，企图抓住他已经不可能再抓住的东西。
而从文化现象上来说，一个社会如果世俗、功利、浮躁到了连小孩子都已经“成人化”、处于青春时期的人已经“中年化”的地步，那么，这显然是病态的，利用对青春的回忆、诉说来补偿、安慰自己，并且控诉什么，使自己能够和现实拉开距离，获得审美的庇护和道义优势，就是一种必然。
但事情的真相，当然远不只这么简单。
注意到下面这两个背景，可能是有用的：
多年来，“改革”一直在描画一幅指向未来的美好蓝图，但到今天，当碰到实质问题时，它越来越停顿，异化，甚至在某些方面倒退。人们所抱有强烈预期的改革内容，不仅一拖再拖，官方甚至明确拒斥。
这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幻灭。和“革命”不同，改革是现实主义的，它重构的，是一个世俗的、以利益为纽带并且嘲笑理想主义的社会。但它无疑是以某种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理想为驱力，而且，人们在忍受改革的成本时，也希望能够实现这些理想。当这些理想遥遥无期，“改革”被“还原”为权力和权利的博弈，而且权力具有压倒性的“单边优势”时，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也渐渐熄灭。
更重要的是，近年来，很多问题在不断地产生，或得到加剧，诸如阶层固化、集体世袭、贫富悬殊、道德沦丧，构成了中国人在其中生活的政治、社会、经济、道德背景。似乎从制度保障，到收入前景，到社会环境，到生活中的吃喝，人们都没有安全感。这种近乎“全方位”的安全感的失去，使人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在心理上逃离！
但能逃到哪儿去呢？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序列中，如果“现在”不能忍受，而“未来”则显得黯淡，那么，“过去”，尤其是曾有过的青春期，就是心理上的收容所。有过青春的人，把曾经的青春，变成了一个投射焦虑、迷茫、愤懑、压抑心理的对象，而正在经历青春的人，则通过各种消费主义的、审美的符号和社会残酷的一面拉开距离。因为有了青春这个符号，在心理上，人们似乎可以把自己和“现在”隔离开，逃避对“未来”的想象。
这暗示了社会的现状：一片沉闷，但地底下涌动着企图突破既定利益格局、社会结构的各种力量，并不时冒出地表。在这样的现状中，未来会怎样呢？
有必要看到，公共空间中的青春叙事，已经是一种从改造世界的理想主义的撤退。它退回到了人们的日常境遇，退回到了消费主义的话语，预设人们不再是影响政治社会进程的特征鲜明的主体。显然，这样的青春叙事，其背后的激情，难以被整合成强大的力量，不可能对应一种结构的突变。
但终会改变。因为制度性的、结构性的东西，既不藏在曾有过青春的人的心里，也没有进入正在经历青春的人内心。
轨迹
观察一下不同年龄群体的青春，或可以一窥中国一路走来，并走向未来的模糊轨迹。
很多人早就注意到，当下中国政坛的高官，很多都有过“知青”经历。同样，很多学界、商界精英也是如此。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最有权力，也最能影响中国现状及未来走向的人，其青春有着“上山下乡”的深刻烙印，显得意味深长。
这是充满了政治符号的理想主义下的青春。无论叛逆程度如何，这一群体，和法国五月风暴的那一代，以及中国的“五四”那一代，都有着区别，后者以青春面对、冲击着主流的体制，但前者的身后，就是体制。这也影响到，当他们拥有“改变”的权力时，思考框架和行为方式都仍然离不开体制的背景。
而从城市到贫穷的农村，会带来一种对比性的心理冲击。视野的突然打开，发现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异，会让一个人更抱持理性应有的怀疑。另外，其中的艰苦，也让这个群体更实用主义。
当他们的青春期结束，中国，也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其青春期所形成的精神定向，融汇到后来的历史进程中，直到现在，遭遇到后几代人的青春。
和这个群体不同，今天中国社会的中坚群体，他们的青春期处在了改革开放后，但尚存理想主义的年代。体制早已松动，不是他们心理上的母体。他们的青春，烙印着文化的、政治理想的宏大叙事，在心理上超越于世俗生活，感受到的，更多地不是生活的压力，而是体制的压抑。
这使他们的批判精神显得格外显眼，即使最后回归“主流”，成为既定利益秩序的维护者，补偿自己青春期缺失的冲动也没那么强烈。
而且，这个群体某种程度上，在市场化的冲击中，并没有失去最后的庇护。无论是在城市的单位生活，还是在农村的社区生活，“共同体”还没有完全解体，他们仍有和一个似乎不变的世界结合在一起的感觉，虽然这已是最后的体验，马上就要分崩离析了。
青春期的这种特质，决定了这个群体心理上不适应于在一个具有压抑性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中生活。要“存活”下来必须压抑当初的自我。他们青春所释放出的力量，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进程，得到，或者失去，直到看到失望的一切。但对于体制来说，他们更多地不是保守的力量而是变革的力量。
和以上青春期处于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后大致到摇滚乐在市场中落败，同时开始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时的两个群体不同，青春期处于以后的时期，以及现在的群体，他们已经没有了体制、传统共同体的庇护，除非出生于权贵阶层有体制、权力罩着。
而这个时候，政治的、文化的理想主义早荡然无存，这个群体在心理上，无法超越既定的世俗生活，感受到的，首先是生活的压力，而不是体制的压抑。只有当不公平的竞争、分利集团所强加的各种成本，可以追溯到体制身上时，体制才凸显到前台，成为一个公共污水沟。
他们的青春期，被嵌入了这样的社会情境：社会快速变化，物质丰富，心理竞争加剧，浮躁功利，贫富悬殊，阶层固化，道德沦丧，社会风险日益加深。这使得他们头脑早熟，但心理结构的成熟相对缓慢，功利而精明，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具有开创性，但缺乏力量感。
这一个群体，会比前两个群体要么在利益上更能把体制当作母体，或者更加不会。他们的物质条件可以让他们像当年的西方反叛青年，但理想主义的缺失，又使他们不像。就是说，他们已经逐渐淡出和正在经历的青春，使得他们更附着于市场和消费主义之上，在改变政治、社会进程的理想中，或者是零散的，或者在青春过后，采取的，将是更务实，也即更不具有理想主义的态度。
从这几个群体的青春轨迹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体制—权力在心理上的认同，是逐渐淡化的；其政治理想，也从意识形态，到理想主义，再到实际的利益考虑。这和中国几十年的政治社会变迁轨迹大致重合。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它折射出的是：在推动中国向前走时，因为更多地是利益的博弈，而驱少超越利益的理想的强大动力，掌握权力、资本的人占据了博弈中的优势，政治、社会结构的改变是缓慢的。中国的政治、社会走向，既不可能是回到过去，也不可能突然换上另一个版本，而是在沉闷中，根据现在的版本，一点一点地调整、改变、前行。(石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