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含义【总说】
价值观是我们判断是非善恶的简单标准。你之所以做这件事而不做那件事，之所以这么做而不是那么做，就是价值观。可分为两类，非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即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为社会多数成员认可的价值观。在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中，能够影响人们对一个事物，一种行为做出选择和判断的，居于主导地位并形成一定逻辑体系的若干价值内涵的集合，就构成了所谓的核心价值体系。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必然形成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对于每个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施加着深刻的影响。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在于引领社会思潮，目的是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基本的道德规范，这四个功能的概括基本涵盖了从国家政党理念到个人精神准则等各个方面，可谓“修齐治平”，达到“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自为境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是实现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推动力量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价值观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虚伪性、唯心性和欺骗性，因为在这些价值理念中，现实的个人利益往往被说成是普遍利益，因此“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他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博爱”才可能真正实现。
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首先由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所采用”，并不意味着就是为资产阶级所专有。事实上，它最早是由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广大无产者所共同拥有的，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共同的文明成果和理想价值追求。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缺陷，并不在于“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理念本身，而在于资本主义赋予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及其抽象的人性论和虚伪性、唯心性、欺骗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彻底批判，并不是要彻底地抛弃和拒斥“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范畴本身，把脏水连同孩子一块倒掉，而是要突破和超越资产阶级把自身少数人的根本利益冒充为人类普遍利益的局限性，彻底打破资本主义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话语专有权、话语霸权和话语垄断，剔除附于其上的资产阶级性质及其抽象的人性论含义和虚伪性、唯心性、欺骗性，赋予其以无产阶级本性和社会主义性质，把被资产阶级据为己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价值观，还之以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与价值共识的本来面目和真实面目，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这些价值理念，使之具有真实性、唯物性和现实性。
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国整体社会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决定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这是继我们党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等著名论断之后，提出的又一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论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了四个层面五大内容，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实际上是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诉求，解决的是执政党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追求问题；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提供的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社会思想观念越是多样化，就越是需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这个价值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代表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方向，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在这个共同理想的旗帜下，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人心凝聚的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得到尊重、保护和发扬。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个表述既体现出系统性也表现为层次性，它表明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庞大的思想和价值系统，其中最高层次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最低层次是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人们在继承历史传统、参与社会实践和经历具体人生中所习得、需遵守的思想观念和基本价值，解决的是普罗大众的基本人生追求问题。
在这个价值体系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互交融，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着强大精神力量。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传统，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改革创新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最能激励中华儿女锐意进取。发展和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既要继承优良传统，从祖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中汲取营养，又要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体现时代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既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虚心学习世界其他民族的长处，又要自觉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决不妄自菲薄。在这个价值体系中，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为在社会生活中确定价值取向、作出道德判断提供了基本准则，发挥着引领风尚的作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树立了鲜明的社会道德导向。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和认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就能够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
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国家和政党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既是我国当今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和灵魂，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与时代发展的先进文化的结晶。它的特色在于：初步确立了政党理念、国家体制、文化传统、时代精神和基本规范等在观念价值层面的统一，不仅凸显了当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特征，而且也容纳了历史文化传统、鲜明时代精神和社会底线伦理，因而表现出逻辑上的完善性、内容上的包容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备了规范社会实践行为、进入大众精神生活的现实意义。从现实功能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现为国家意志、政党目标、社会思潮到基本规范的全方位覆盖，体现出功能的全面性和差异性。
3．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宣讲】
【关于近期钓鱼岛而来的思考】
爱国主义的内涵：爱国主义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反映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故土家园、种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它是调节个人与祖国之间关系的重要道德要求、政治原则和法律规范，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
东林书院的对联说起。由今年4月石原慎太郎提出要购买钓鱼岛而产生的蝴蝶效应。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本应是一个值得庆贺和展望未来的重要年份，但很遗憾接连不断发生的风波给进入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笼罩上厚重的阴影。事实上“政冷经热”的状况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一直在折磨中日关系，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致使双边关系出现周期性的恶化。经济全球化下的义和团式的爱国，国人还是习惯于以夜郎自大和闭关锁国抗拒全球化的方法来维持民族的自尊心？为什么在宣泄自己情绪的同时会侵犯他人的权利？爱好和平与理性宣示？钓鱼岛是美国为中日关系埋下的地雷，重返亚太。以人为本、自身内功。政冷经热。
中日就钓鱼岛问题而展开的较量愈演愈烈，国内的反日情绪也再度迅速上升。对日的示威游行，要正当、合法地表达爱国热情，表达对日本错误行为的愤慨，而不能成为别有用心者混水摸鱼、发泄私愤的机会。
钓鱼岛自古以来都是我国的固有领土，这是每个有良知中国人所秉承的信念。我们尊重爱国情感，呵护年轻人的爱国热情，但绝不容忍不法行为，拒绝让爱国成为流氓的庇护所，不让爱国变成暴行的遮羞布和赦免牌。爱国应该从简单粗暴升华为理智建设，超越器物爱国、口号爱国。真正爱一个国家，并不是言语上的叫喊，情绪性的爆发，而是一种理念的成熟，以一种争取权利、追求自由的角度来审视这个国家，以更开放、宽容、博爱的态度对待国人，让国家变得更强大、更民主、更美好，让国民能够有更多安全感、更多归属感，更多自豪感。
3.1【民族精神】
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自古以来，在地球上诞生了许多民族和国家，大多数都衰败没落了，而中华民族何以能历经数千年沧海桑田而依然熠熠生辉，彪炳世界史册？答案是：靠伟大的民族精神这一内在的动力。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和精神气质的总和。集中体现一个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生存和法则的独特方式，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精神风貌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并且延绵不断的一种历史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
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与各种困难、灾害的斗争而奋力前进，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类的生存发展总是不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当今中国仍然如此，仍然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和严峻的考验。千年来，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植根于民族历史的土壤之中，具有深厚的根基，具有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历史传承性。从5千年前的中华祖先到21世纪的中国国民，在绵延亘古的文明创造中培育出的民族精神光彩夺目、普照人间。诸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尚公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和民族气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博大胸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不懈追求精神都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抗“非典”报告中强调弘扬民族精神时说：“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民族精神的民族。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靠的就是这种威力无比的民族精神，靠的就是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越是要大力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
警惕。“民族主义”彻头彻尾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的法律形式就是西方大国崛起过程中形成的“民族自决”理论。民族自决理论是西方“个人绝对自由”概念的延伸。民族的出现是上帝意志的结果，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终于形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民族自决”理论。有三大文化根源：宗教共同体、王朝制政治体系和时间观。
葛兆光《宅兹中国》提出三个概念：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政治的中国。
【小结】民族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和目标。在国家危亡的革命战争时代，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能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在人民生命财产遇到危难时刻，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能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而和平时期在日常工作学习中，民族精神表现在能爱岗敬业、勤奋进取、勇于创新；当代青少年弘扬民族精神，应表现在勤奋学习、练好本领，立志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努力攀登科学文化高峰，把自己铸就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2【时代精神】天不变，道亦不变。与时俱进（本质）、改革创新（核心）。
时代精神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是体现民族特质、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的总和。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时代性体现，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和依托。
1、时代特征决定时代精神。从国际形势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经济全球化都是一把双刃剑，高新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的时代有两个根本的特征，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互联网时代”，全球化和网络化是我们时代的总特征。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资源的全球共享，也包括了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全球传播。苏东解体后，西方敌对势力将主要矛盾指向中国，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他们借助经济全球化及高新技术的优势，把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观传播到中国，其中有许多腐朽的、黄色的、反动的东西。我们国家就面临着这样的挑战——中国怎么样来迎合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潮流，主动做出选择？
在信息技术和全球化时代，文明的竞争主要体现为制度性竞争。制度的优越性和通过制度保证的社会公正的实现，是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生命力的最根本体现。这就是说，在这个文明冲突复杂化、常态化，文明形态快速变动的世界上，要保持社会主义文明的竞争优势，在实践中努力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精神。就是要通过不断改革，认真吸收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按照宪法价值和原则的要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全民族的改革发展共识，进而增强全社会的团结、合作和凝聚力。
2、社会转型。从国内形势看，改革是当代中国最突出的时代特征。我们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对我们来说，本身既没有现成经验，国际上也没有现成模式可借鉴；加之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许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处于两难选择的境地。这就需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大胆改革，锐意创新，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因而，改革创新成为当今中国的时代主旋律，成为当今中国时代精神的核心。改革就是体制自身寻求一条蜕变之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阶段社会现实状况的正确认知与解读，是对中国未来30年发展战略与实现路径进行“顶层设计”的基本前提。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所谓社会转型，就是指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和过渡。具体而言，这种转变就是传统型的消解和现代型的生成过程，它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形态看，是从自然经济社会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变；从政治形态看，是从权威控制为特征的集权专制型社会向建立在个人自由平等基础上的民主法治型社会转变；从社会关系看，是从各种以身份为特征的依赖性关系向以个人独立自由为基础的契约性社会关系转变。由此可见，现代型社会具有三个标志性特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深刻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必然会引起价值观念的更新。这在客观上要求塑造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精神，形成统一的价值共识，以凝聚人们的思想，形成坚强有力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第一个结构性变化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主要的“结构性特征”，即产权或所有制、通过价格体系对经济活动的调节、经济目的对利润和收益最大化的追求等，在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繁荣、增强经济活力的同时，由于“转型期”对市场的“法律约束”和对“权力的民主约束”的不健全，也逐步推动了社会的“不公正”的扩散、社会“利益分层”的固化和社会“既得利益阶层”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混乱或多元化，并进而使社会主义终极价值受到质疑或使“经济发展的目的”失去了“终极价值保证”，使全社会产生“价值迷茫感”，人们对未来发展的价值“确定性”丧失，“风险社会”逐步显现。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经济结构变化”或市场本身不是问题，或者说市场本身并不必然带来“风险”，问题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所要求的、或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权力结构”或“社会治理结构”也必须要改变，“风险”的最终根源是“社会治理结构”滞后所造成的。
与第一个结构性变化相联系，第二个结构性变化是“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在30多年的时间中，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使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突变，呈现出五个重要的结构性特征，即：技术化、商品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剧烈的社会文化“结构性重组”，不但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也改变了人的心灵、人的观念和认知世界的方式，个人的自主意识和自觉意识增强，个体决策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信息技术的运用，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即由直接联系向间接联系转变；商品化突出了“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历史经验证明，能用钱买到的东西越多，这个社会的公正性就越差；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使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传统的熟人社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基于传统信任的个体的安全感也就越来越小。这些社会文化结构性因素的变化所导致的一个综合性结果，就是社会运行和个体感觉的未来不确定性增强，中国文明发展也进入一个“风险社会”阶段，要求我们在新的发展时期，在对社会现实状况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谋划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新的改革方略，给国家民族一个确定的未来。
由于以上两个结构性变化，一方面使中国社会的现代性特征显现，社会的文明程度提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展现；另一方面，这种结构性变化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所引起的冲击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要有高超的智慧和坚强的决心深化社会改革，推进社会结构性重组，消解剧烈的社会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跨越风险社会这一必经的历史阶段。
“结构性风险”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性风险，即社会公共资源与价值在社会公众之间分配不公正所带来的风险；二是权力结构性的风险或权力的形成与制约的民主机制不健全所带来的风险，即按照社会主义宪法原则与价值，如何实现人民群众在权力结构中的主体地位，防止少数既得利益者操纵公共权力为自身利益服务，败坏社会主义公共权力的性质。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逻辑，就是要在确定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前提下，逐步在制度安排上实现程序正义、分配正义和权力正义，通过制度改革和制度逻辑的演进，逐步改变现有制度中阻碍文明进步、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要求的不合理制度，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意识形态缺失或发展的核心价值模糊与对眼前利益或现实利益的追求共振，使社会心理普遍失衡，社会的浮躁心理扩散，社会的价值导向失灵，这种状况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强，使“风险社会”的来临具备了观念和心理基础。其次，“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与“去组织化”并行，使社会管理与社会监督出现大量的空白，削弱了现代性社会正常运行的组织化基础。这就是说，一方面，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现象的蔓延使公共组织“自我服务”状况加剧，利用公共权力乱收费乱罚款谋取部门或个人利益，致使“公共机构私化”，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服务的公共责任精神下降；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虚拟社会的形成，为社会的“去组织化”创造了技术条件，致使“组织规范或边界”消失，个人的自主性超越了组织规范，形成更为个性化的话语体系，导致“组织话语”弱化。在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与“去组织化”双重挤压的状况下，随着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降低和规范管理失效，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加和“风险社会”的降临。
再次，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社会阶层固化”形成巨大反差。这种状况容易造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空置”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空转”的不正常状况，“社会改革与发展共识”在实践中被弱化，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和制度的信仰产生疑惑或动摇，形成个体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主体意识是现代社会“个体人”的最根本意识之一，这也是文明发展进步的最根本表征。在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主体意识就是公正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等，而公正和民主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如果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感受到的制度运行状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要求有距离甚至背离，社会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阶层”，最大限度地享受着改革与发展所带来的实惠而不思进取与改革，社会就容易产生分裂，具有社会的团结、合作、凝聚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很难实现，“风险社会”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形态。
最后，发展成果共享的社会主义价值承诺或“发展预期”与现实中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最终可能造成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并动摇改革与发展的信心，丧失具有一致性的改革与发展共识，促使“政府威信”与“社会诚信”双双下降，社会整体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增加，社会发展的未来具有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具有平等对话与协商等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公正与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难以形成。一旦正常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遭到破坏，再要凝聚改革共识就会出现巨大的困难，社会发展进步、民族团结、国家稳定就会遇到风险。
必须正视结构性变化所引发的社会现实状况和时代精神状况的变化，紧紧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并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标示的核心价值的要求、按照人民群众的需要和愿望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力求在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寻求制度突破。
任何事物，恰如时代一样，都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动的。时代精神，最根本的就是永不停息地发展进步的与时俱进精神。与时俱进，突出地表现在对改革创新精神的弘扬和坚持上。我们党之所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能够永葆生机和活力，就是坚持了与时俱进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就是这种改革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
改革创新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也是时代精神的核心。围绕改革创新这个核心，时代精神有着全面的多维表现。
1、以人为本精神。以人为本，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在当代，市场经济无疑是最为理想的经济制度。但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大弊端，就是会把人变成“经济人”、“工具人”，陷入“只见物不见人”的境地。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必须体现人文关怀。而体现人文关怀，首先就要保障每一个公民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内的各项基本权利，体现对人的生命和人格尊严的尊重。
2、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奋勇争先
当前，在新的历史时期，摆在我们党面前的有两个主要的现实问题：一个是怎样抓住机遇，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一个是怎样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求真务实，“关键是要引导全党同志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
同时，要善于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联系中，把握总结新的时代精神。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虽然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贯穿于中国的全部历史进程，但随着时代发展大局的不断变化，民族精神的时代性也日益凸显。从这个意义上，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的凝结，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实践在无止境地发展，时代在不停顿地进步。必须把民族精神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结合起来，积极吸收世界各民族的包括精神成果在内的优秀文化成果，使民族精神赋予新的内容，并发展成为带有新的时代特色的时代精神。
4．如何引导？【怎么样，总说】
就一般意义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分为基本价值与核心价值两个层次。社会大众需要确立知荣辱守信用等底线伦理的基本价值，而从国家层面特别是执政党层面，更需要对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如何既吸取人类共性价值观中所包含的民主自由理念，也从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寻找“和而不同”“中庸”“自强不息”等优秀的文化价值积淀，都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的。此外，我们还需寻求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伦理规范相互融合、形成共识的路径。我们过去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方面曾采取过政策推广、政治运动、培训学习、典型示范等多种形式，近几年逐渐兴起的“国学热”、“孔子学院”和“村治转型”“乡规民约”等，可以视为从传统和民间吸取价值精华的尝试，但在当前形势下还需要积极探索新的、有助于形成核心价值共识的路径与方法。
当下的切入点是探讨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路径，除了强化教育引导、创新方式方法、健全制度保障之外，还需要通过建立社会共识来确立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换言之，社会与学界要共同努力，找寻主流意识形态向下沉淀和民间伦理规范向上提升的现实通路，通过上下互动，凝练提升，交流共识，形成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建构。换言之，要在制度规范和约定俗成的两个层面，明确需要弘扬的、必须要求的，厘清可以允许的、必须抑制的和取缔的，从制度建构、乡规民约、利益分配、荣誉奖惩等方面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多重功能。
从传播路径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现为政党推动、普及教育、社会实践和文化传播等多种途径的统一，体现出传播的多样性和实践性
首先，在核心价值体系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旗帜鲜明的定性，表明了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主义本质，也标示了这种核心价值体系与其它社会制度下所建构的价值体系的不同，这说明核心价值体系不是空洞的普世臆想，而是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
其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全过程，贯穿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实际上是从教育路径、社会实践以及文化创造等多个方面确立了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性传播路径。从纵的方面看，国民教育是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际相传、进入中华民族精神血液的根本途径﹔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是我们社会制度的基本属性，必须承载起传播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从横的方面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所有实践领域、精神文化生产的所有创新方向，都要体现和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存在和功能。这就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只是理论和口号的泛泛空谈，不是人们精神生活的自我娱乐，而是要进入火热的社会实践、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通过锤炼、打磨最终成为全社会遵循的价值标准。
最后，还要牢记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执政党和社会精英只能发挥引领和导向作用，但引领不是代替，导向也不是包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因此，既要从思想上、也要从实践上突出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使人民群众主动参与、自觉参与，这样才能汇集全民的智慧力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融入人们的思想观念，成为行为规范，发挥实际作用。
【总结】从2002年10月开始，中央电视台每年推出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在社会上均引起强烈反响。从人民公仆郑培民、乡邮递员王顺友、好军医华益慰、自立自强的优秀大学生洪战辉、航天英雄景海鹏、陈玉芳，到最近一个时期，“最美教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最美战士”高铁成等“最美英雄”接连涌现，他们的事迹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透过这些“最美英雄”和他们那种感人肺腑的“最美事迹”，我们可以深深地领略到一种内涵深刻、价值崇高的“最美精神”，虽然他们的身份不同，经历不同，但这种“最美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一种精神，一种力量，蕴含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精髓，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真谛。
以上是我不成熟的心得与体会，敬请各位领导专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10个风险：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精神懈怠、意志衰退产生的风险，固步自封、能力不足产生的风险，背离党的宗旨、官僚主义盛行产生的风险，忽视社会公正、动摇执政基础产生的风险，为政不廉、腐败变质产生的风险，权力异化、形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风险，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