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业余时间把鉴赏文学作品作为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常在工作之余同他的夫人、女儿一起朗读埃斯库罗斯的希腊原著和莎士比亚的剧本，许多场次的台词竞能全文背诵，乃至即兴表演。他的一句名言是：“任何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

历史学家吴晗：把读书学习当作是自己业余时间的休息、乐趣和第一需要。他读书，乐于抄记。他说：“抄录下来是为了巩固自己的记忆，也为了应用时可以查考。”他利用业余时间抄录2900余卷的《明实录》和1700余卷的《李朝实录》，积累了1万多张史料卡片，使用起来得心应手，为他撰著史文，提供了材料依据。

列宁：在30多年的时间里，写出了2000多万字的著作、文献。即使在疾病缠身的时候，他也不忘我工作和学习。1918年9月，列宁在重病初愈后的三个星期的休息中，完成了不朽名著《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到了重病不起时，还亲口授了《论合作制》、《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许多论文和工作文件。

鲁迅：短短一生为我们留下了700多万字的文学遗产。他一向反对“谈空天”的闲聊，他自已善于利用一切时间学习和写作。他把时间形象地比作诲海绵里的“水”，自已常以“挤”的精神抽时间写作。据许广平回忆，在每一年的末夜，鲁迅都要整理一年的日记，检查一年的工作，以便来年更好地战斗。鲁迅到晚年，斗志愈坚，工作愈繁忙。仅以杂文写作为例，从1918年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到1935年底，18年时间共写了80多万字，最后三年又等于前六年的数量。

王若飞：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不管工作多忙，每天都要挤出四个小时读书学习。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张时间表：上午，五时起床，五时半到六时半读书，六时半后吃咖啡入厂（由宿舍到厂须走十五分钟），七时到十一时半做工。下午，一时半入厂，一时半到五时半做工，五时半到六时晚餐，六时半到九时半读书，九时半后入睡。王若飞被捕入狱后，仍然学习不辍，他通过难友，弄到了一支笔和一块小墨，常常蘸着唾沫写作，每年写下了10万字的战斗檄文，有记录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有揭露敌人丑恶嘴脸的，还有宣传革命真理的。

前苏联昆虫学家柳比歇夫：一生中发表了70多部学术著作，写下了12500多张打字稿和专著。内容涉及昆虫学、科学史、农业遗传学、植物保护、进化论、哲学……他从1916年元旦（即26岁）起到1972年（82岁）时逝世的56年间，常用一种“时间统计法”来约束自己，即每天所干事业，都压缩到时间的极限，做了最大的精打细算，对于每一分、每一秒，都计算得那么认真。他有一本《论生物学中运用数学的前程》一文手稿的最后一页，记载着时间的统计：准备提纲、翻阅参考文献：14小时30分钟；写作：29小时15分钟；共计43小时45分钟。